“非洲的米歇爾知道吧？第一夫人，米歇爾的頭發就是我們村做的。”經人提醒“米歇爾是美國人”之后，周金花覺得沒差別，反正就是最有名的黑人女性，戴的是許昌生產的假發。

    可如今，許昌的假發行業，早已經步入冬季。

    你的頭發正在漲價。

    身為中國人，你可以為自己烏黑、垂順的發質自豪。在河南許昌，這個全世界最大的假發生產基地，一家假發廠的老板劉少陽有些驕傲，“我們中國人的頭發，是所有國家頭發里發質最好的一種，也最適合做假發。”

    所以也最貴。

    但他隨即有些難過。今年，因為疫情導致收頭發困難，國內頭發價格上漲了20%以上。60厘米的中國“順辮發”，收購價能給到3000元以上。這樣的價格，已經是東南亞頭發的三倍，依然有價無市，“好的長頭發越來越不好收了。”

    假發是許昌的支柱產業。在這座以“造假”聞名全球的城市，像劉少陽這樣，在假發產業鏈上的工廠數以千計。據統計，整個許昌假發產業從業人員有30萬人，供應了全球一半的假發，平均每天在全球銷售4萬套。按照這個數據，平均每兩秒鐘，就有一頂來自許昌的假發賣出，戴在了某個人的頭上。

    可這一年，受到疫情的持續影響，這個容易被普通人忽視的行業正在遭受劇烈的震蕩。許昌假發的代表龍頭企業瑞貝卡，今年上半年報顯示，2020年上半年，瑞貝卡集團凈利潤為1117.15萬元，比去年同期驟降了約90%。

    大企業利潤縮水尚能維持，對劉少陽這樣的小企業來說，現金流一旦斷裂，就是生死困局。今年真人頭發的漲價，只是他需要發愁的事情之一，除此之外，他還要為找不到手工鉤織工人發愁，還要為在國外假發的銷路發愁。

    采訪的時候正值初秋，可許昌的假發行業，早已步入冬季。

    需求并未消失。

    在南非的中產階級頂級的購物天堂Sandton City，當地老板Agona已經焦慮了一個月。

    他在等一批貨物——從中國河南許昌發來的假發。

    南非，作為整個非洲大陸疫情最嚴重的國家，累計確診已超60萬例。而南非最嚴重的地區又屬開普敦港。大量的港口裝卸工人染病，港口一度關閉，進口的貨物普遍出現了停滯，其中就包括當地最受歡迎的中國假發。

    Agona的假發店位于Sandton City中心的曼德拉廣場。店內貼了張巨大的彩色海報，中國的手制假發標注在最顯眼的位置，28英寸假發賣7500南非蘭特，折合人民幣3000塊出頭，相當于當地人一個月的平均工資。但即便是疫情中，假發依然供不應求。

    不過，現在貨柜滯留在港口，Agona沒有假發可賣了。

    而在地球的另一端，中國的假發工廠老板劉少陽也在發愁中。全球物流受阻，非洲商人發愁買不到，他發愁賣不出。他的工廠里有20余名工人，疫情鬧得最厲害的時候，廠子三個月幾乎都發不出工資。如今國內疫情控制住，假發廠才重新開始運轉。

    周金花是他的廠里20多名工人之一。對這個河南許昌的68歲村民來說，非洲的疫情離她既遠在天邊，又近在眼前，近到通過假發廠里機器的運轉就能感受到。

    經過上半年的做做歇歇，她現在終于開始忙碌了。周金花把手里的一捆頭發往鋼篦子上甩去，再用力往外一拉，就像是把成捆的稻谷往地上砸使其脫粒那樣。這在假發生產中稱之為“打發”。反復十幾次，這捆亂頭發就順了。

    手里的活兒不停，周金花嘴上更關心的還是結了婚的兒子，以及馬上要念初中的孫子。非洲對她來說，已經突破了她的想象力邊界。“非洲是在中國東邊還是西邊？”但這并不妨礙她產生自豪感，“非洲的米歇爾知道吧？第一夫人，米歇爾的頭發就是我們村做的。”經人提醒“米歇爾是美國人”之后，她覺得沒差別，反正就是最有名的黑人女性，戴的是許昌生產的假發。

    就是這樣一個家族式的假發廠，在過去一年的時間往非洲出口了8萬頂假發。想象一下，數以萬計的非洲女性頭頂的假發，都經歷過這個68歲中國河南農村婦女的手的情景。而她從這項“跨國生意”中，得到的報酬是每小時19元。在過去的十多年里，她成功的依靠“打發”這門手藝，給兒子在許昌市區的房子賺到了首付，如今，邊打發還能邊聊天，對她來說更像是解悶。

    不過，今年上半年，周金花每個月的收入波動太大，多的時候能到6000元，少的時候可能只有幾百，她可能想不到的是，能決定她每天做幾個小時的不是她自己，也不是她的老板，而是北美、非洲、東南亞、中東和朝鮮。

    假發產業，可能是全球化中最容易被人們忽視的商品，因為中國人很難理解，為什么每個非洲女人都要買那么多假發戴。在這個漫長的產業鏈條上，東南亞和中東女人們的頭發被收集起來，經過朝鮮或是國內的手工初加工，然后在許昌制成假發，最后出口到北美和非洲。任何國家的蝴蝶扇一下翅膀，都會讓這個產業的洋流掀起波浪。

    而周金花所在的許昌，就身處在這個鏈條的中心地帶。

    若不是門口放著一筐廢棄頭發，很難想象這個如此普通的農村民房會跟假發廠有什么關系。9月20號，許昌才下過雨，村里的道路積著泥水，院墻外，扁豆雜亂的生長，盛開出旺盛的白色小花。這里沒有路標，沒有廠牌，只有隱約的“擦擦”聲，那是生產假發的三聯機發出的聲音。

    在許昌周邊，每一個村宅，都有可能藏著一座假發工廠。這并不是什么高深復雜的工藝，走進院子，只要待上三五分鐘，就能夠理解假發的生產過程。

    假發廠老板劉少陽說，從大的環節來分，假發的生產分為四步。第一步是把收來的真人頭發初步處理，理清發頭和發尾，去除白頭發，稱之為“開料”。“最好的頭發是順辮發，由于價格貴，比較難收。業內有的假發廠就以次充好，把梳頭掉下來的亂頭發經過酸洗、去毛鱗片，當做順辮發來賣，這樣的假發佩戴壽命很短。”

    而劉金花負責的“打發”環節，是假發生產的第二步，在周金花家，老人在篦子上拍打頭發。說是篦子，更像是一個釘子板，混亂的頭發經過釘子板，理出頭緒，分好長短，這樣一來，就為接下來的“檔發”打好了基礎。

    在許昌，檔發的“檔”，是個動詞，意思是把頭發按照長度分成不同的檔，形成可供加工的發條。為了便于整理，一般是取10、12、14英寸這樣的雙數長度。在附近的禹州市做了30多年假發行當的周偉，如今已經是當地資歷最老的師傅之一，但檔發的來歷遠比他的年齡要久得多，“從1900年就開始啰。”那一年，當地一個叫白錫和的村民，遇到一個德國商人，第一次知道原來頭發還能賣錢，合作做起了頭發收購和

    出口的生意。等到了1933年，當地縣志上講到泉店村頭發交易的盛況：“每年貿易額，亦恒達數百萬。”

    從那個時候起，假發的全球化就扎根在了這里，直到一百年后的今天。在流水線上，檔發這一環節，很多時候依然要依靠人工來完成。
在假發廠里，吳桂芬的工作是把分好檔的頭發，用不同顏色的繩子捆扎成發條。一條發條通常100g，拿起來是一根柔順的烏黑辮子。現在，她正在捆扎頭發里最昂貴的一批貨，因此格外小心。20英寸的頭發，也就是約半米長，這樣長度的頭發，每100g光成本價就要350元。

    第四步是把發條在三聯機上制成發簾。到了這一步，就到了機器自動化的環節。三聯機是假發制作的核心設備之一，看上去就像是三臺并排的縫紉機，作用是把頭發絲均勻地縫在一根線上。處理好的發簾就像是頭發做成的窗簾。此時的頭發都是筆直的黑發，到了這一步，假發也基本完成了一半。也只有當頭發制成了發簾之后，才有了進一步縫制在假頭皮上，制成假發的可能。

    三聯機的“擦擦”聲讓周金花覺得安心。只要機器的聲音還在，意味著產業鏈條依然在運轉。如此一來，當地的由農民轉型成的工人們就有飯吃。這可比種地強多了，“一畝地辛苦一年也就千把塊錢，在廠里干一個月等于種好幾畝地。”

    最后一步，就是把發簾子縫制到假的“頭皮”上了。根據客戶的要求，有的客戶要求卷發，我們就需要把發簾卷在一根鋁管上，用高溫讓其定型。定型之后，通過手工或是機器的方式，把發簾加工成假發套。

    “這最后一步講究就多了。”劉少陽說。不同的假發造型，體現的是不同國家的審美，“假發甚至可以說是國外流行的風向標”。根據彎曲的形狀，又分為水燙波浪式（water wave）、深水波浪式（deep wave）、稍微卷（ jerry curly）等十幾個種類。外國人的喜好常常幾個月就會發生變化，比如現在，非洲比較流行的就是yaki發，那是一種蓬松的直發。

    在許昌，頭發還有一個別稱，“黑金”。無論哪個國家，要長到這樣及腰的長發，通常意味著三年時光。但不同國家的頭發，發質的特色各有不同。周金花干了這么多年的檔發活兒，收來的頭發一到手上，就能辨別出是哪個國家的頭發，八九不離十。

    周金花談興起了，把手上的活兒停下來，盡管這輩子還沒出過省，但說起來頭發時，眼睛里放出光：中國女人的頭發通常又黑又直，是做假發的上好材料。早些年，朝鮮女人也把頭發剪下來賣錢，但發質更粗、更結實，并且不好褪色，因此沒法染淺色。而東南亞和南亞地區的頭發就是目前假發行業用得最多的頭發了，越南、緬甸、柬埔寨的女人頭發都差不多，她們的頭發比中國人細，偏軟，只有顏色上的細微差別。目前跟中國女人頭發最接近的要數印度頭發，當地人有留長發的習慣，并且焗、染的較少，因此多用在高端假發產品上……
老人捻了捻手里的頭發，又對著光看了看顏色，“這是越南女人的頭發。”

    她說對了。

    賣頭發

    不過，如今，收頭發正變成一件難事。

    許昌的收頭發產業跟假發生產密不可分。曾志在許昌收了三十多年的頭發，他說，對收頭發來說，國內最好收的時候是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，“那會兒我們整個村的男人都外出去收頭發，因為比種地賺錢啊。”他記得當初是父親帶著他，去安徽、河北等地的村子里收，哪里窮去哪里，每天騎著自行車，挨個村挨個村的吆喝。

    在過去的三四十年里，許昌人把收頭發的生意做遍了全國，形成了一張網。全國各地的頭發，通過這張網，源源不斷地運送到許昌來。這奠定了許昌成為“假發之都”的根基。

    早些年間，中國只能進行最初級的工藝，一般出口一些發條到國外。直到20世紀90年代，瑞貝卡的創始人鄭有全開始決定走高端路線，直接制成假發，打入歐洲和美國市場。有了這樣成功的先例，許昌的假發產業開始逐漸壯大，也是在那之后，許昌有了建設成全球最大的發制品產業基地的計劃。

    不過，隨著國內的頭發越來越難收、越收越貴，許昌人開始把收頭發的目光轉向了國外。

    “今年好頭發價格上漲了20%。”許昌的曾志收了十年的頭發，今年的頭發是最難收的一年。要在往年，他這個時間已經在柬埔寨或者越南的某個村子里了。收頭發的方式，與幾十年前在國內農村如出一轍：雇傭當地人，一個村一個村的吆喝。

    在柬埔寨的金邊，曾志認識了當地的頭發販子Gan。Gan告訴他，盡管這些年緬甸發展迅速，但背后依然有很多窮人，“有人賣身體，有人賣頭發。”每到4、5月份， 都是當地賣頭發旺季，18歲到60歲的柬埔寨女人們，排著隊賣頭發，15英寸的頭發能賣12萬柬埔寨幣，相當于200多塊人民幣，這個價格，幾乎是中國女人頭發價格的五分之一。

    對于頭發，曾志有著特殊的感情。早年間，收頭發只不過是他種地之外的一種補貼，最早的時候去中國西南的少數民族區域去收頭發，后來只能去國外碰運氣了。那次決定改變了他的生活。他聯系上緬甸的一個華僑，自己帶著計算器就去了，第一天錢包就被搶了，靠著朋友接濟才把生意談成。如今他幫兩個兒子在鄭州付了買房的首付，自己在許昌的許扶運河邊也安了家。

    他在乎頭發，一直在尋找更好的頭發。“顯微鏡下，頭發就像蛇一樣，通體是有鱗片的。我要找的頭發，是順辮發，頭發的鱗片的順序都是規律排列的。這樣的頭發，才能做出來最好的假發。”

    今年，他的收頭發計劃因為疫情泡湯。按照相關法規，由于未經加工過的人發屬于“固體廢物”一類，在我國是不允許進口的，所以無法走正規貿易渠道流入國內，由此衍生出一些灰色渠道來，“現在，疫情導致這些渠道走不通了，直接進口頭發變得很難。”

    周金花們所在的假發行業，面臨的除了原材料難以進口的難題外，還有另一個人們可能想象不到的困境。“現在整個假發行業都沒辦法，都在等朝鮮開放。” 許昌一家假發廠的廠長張巧說。

    對于高端假發來說，在經歷過檔發的環節之后，需要把一根根頭發手工縫制到發網上，這一步驟稱之為鉤織，不僅費時費力，而且考驗技術。早些年間，全世界最好的鉤織工人都在國內，如今國內人力成本上漲，假發鉤織環節已經轉移到了勞動力成本更低的朝鮮。

    許昌的張巧已經玩轉了跨國貿易，她在朝鮮建了自己的手工鉤織廠。頭發初加工后直接發到朝鮮，手勾完成之后，運回許昌進行最后的加工、造型和貼牌。“在朝鮮的羅先市，工人每個月平均工資是600塊人民幣左右，而且技術很好，要在國內，1200塊錢都不一定有人愿意做。”
疫情打亂了這一切，近幾個月，朝鮮不能通關，朝鮮所有做加工的包括假發，都停掉了。假發圈內，甚至發起了一場“尋找國內手勾工人”的活動，結果還是失敗了。鉤織就像播種，不但要看行距，還要看株距，還分為單層、遞針等多種手法，短時間內根本學不會。

    蝴蝶翅膀的扇動，終于也影響到了周金花。

    9月底，她得到最新的消息，檔發的活兒很可能要停一段時間了。因為朝鮮那邊假發加工的開放可能又要延后了，而印度那邊的一批頭發原料也因為疫情耽擱了。國內的實體店，假發的銷售也不理想，存貨還夠賣。

    那一刻，她又變回成了一個農民。她甚至想起家里的地來，快要10月份了，是不是可以種點菠菜了？

    迭代

    變化正在悄悄發生著。

    對黑人女性來說，假發是剛需。用南非的假發店老板Agona的話說，黑人的頭發又短又卷，長不起來，“平均每個黑人女性都有五頂假發。”

    剛需對資本來說，意味著市場，哪怕是在疫情面前。對假發這個行業來說更是如此。

    Agona決定直接和許昌的工廠聯系。在過去，他都是向南非當地的經銷商取貨，如今，貨遲遲不到，他不想再等了。另一方面，許昌的假發廠家發現，受疫情影響，實體店的假發賣不出去，被迫把假發掛在了一些跨境電商平臺上。

    傳統的中間商模式在疫情中再一次被洗牌了。這幾天，周金花的假發工廠老板劉少陽最發愁的事情就是，上外國網站看不懂，外國人說話聽不懂。“招客服是當務之急，一定要會英語交流的。”這個連高中都沒上過的中年人，頭一回意識到了英語的重要性，半個月前也報了個英語網課班，每天堅持自學打卡，在家里背“Africa”、“Cambodian”。

    最近假發圈里都在招英文客服，工資待遇已經漲到了6000元每個月，這在許昌已經是不低的工資。但人依然難招，劉少陽便臨時征用了上大學的兒子，每天下午1點到7點，“義務”給店里做英語客服。

    “尋找國內手勾工人”的活動也終于有了音訊。一些在之前堅持使用國內工人鉤織的廠家，漸漸浮出水面。一名廠長說，國內的人工費比朝鮮貴了兩倍不止，但把這些年好不容易培養起來的鉤織團隊放棄又舍不得，沒想到，這次疫情里，國內的鉤織工人成了絕對主力。

    自然，周金花種點菠菜的愿望也落空了。飛躍大洋的訂單陸續而至，雖然不比鼎盛期，但假發廠也正在逐步復蘇，小院里，又響起了三聯機的擦擦聲音。